中国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如何成为全球创新“关键极”？

　　中新社北京2月6日电 题：中国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如何成为全球创新“关键极”？

　　作者 徐飞 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

　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织演进的当下，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场域。202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建设北京(京津冀)、上海(长三角)、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。这既是中国应对全球竞争的战略抉择，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、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举措。

　　从国际经验来看，顶尖科技创新中心往往是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枢纽、产业变革的策源地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。美国硅谷凭借半导体与互联网技术重塑全球产业格局，波士顿依托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引领前沿突破。这些案例无不印证，国际科创中心的崛起能够推动区域经济能级跃升，形成“创新—产业—财富”的正向循环，为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赢得战略主动。

　　中国选择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地，是基于区域禀赋的战略考量。三大区域凭借差异化的核心优势，构成了中国国际科技创新的“黄金三角”。

　　京津冀以北京为核心，集聚了全国最优质的科研资源，拥有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顶尖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，在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等基础研究领域接近国际前沿，北京连续第四年稳居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》(下称：“GIHI2025指数”)三甲，其科学中心维度更是首次登顶全球。

　　长三角依托上海的资源集聚能力，联动苏浙皖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，在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产业应用与硅谷、波士顿同台竞争，GIHI2025指数显示，上海排名居全球第10位，区域内南京、杭州等城市也跻身全球科创百强，形成协同互补的创新网络。

　　粤港澳大湾区则凭借“一国两制”的制度优势，构建了“港澳研发+内地转化”的独特模式，在5G、新能源等领域实现应用领跑，跨境创新合作机制灵活，其创新高地维度跃升至全球第2位，仅次于“旧金山—圣何塞”都市圈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三大都市圈均为中国巨型城市群，能够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、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完善的基础设施，为创新活动提供肥沃土壤，这与全球创新热点向城市群集聚的规律高度契合。

　　回溯欧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脉络，其共性特征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借鉴。

　　美国硅谷的崛起，源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溢出效应、风险投资的资本赋能与开放包容的创业文化三者共振，形成了“高校—企业—资本”的闭环生态；波士顿则依托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的基础研究实力，聚焦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，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原始创新突破。

　　欧洲以西欧“蓝香蕉”弧状巨型城市群为核心，依托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跨国协调机制，形成跨国创新协同热区，其优势在于成熟的创新生态与稳健的科研产业同步推进模式。

　　这些案例揭示了国际科创中心形成的核心逻辑：一是顶尖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深度联动，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无缝衔接；二是开放流动的创新要素市场，如硅谷通过灵活的移民政策汇聚全球顶尖人才，资本跨区域流动几乎无壁垒，让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资源自由配置；三是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，为颠覆性创新提供生长空间；四是健全的协同治理机制，避免区域内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；五是“耐心资本”的深度介入，为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缓冲与发展加持。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共性特征，为中国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在生态构建、要素配置等方面提供了清晰的对标标杆。

　　在全球创新格局中，中国创新城市正实现从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再到部分“领跑”的跨越。GIHI2025指数显示，北京、粤港澳大湾区、上海稳居全球前十，核心指标得分年均增幅明显。中国共有21个城市入围全球百强，总量仅次于美国，形成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“两极格局”。其中，北京在科学研究引领方面全球领先，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应用与跨境协同上优势突出，上海在产业创新领域持续跃升，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已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。

　　但客观来看，与硅谷、波士顿等世界顶级创新集群相比，中国三大科创中心仍存在结构性差距。在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上，缺乏定义下一个技术时代的原创理论和引领性技术成果；在全球高端要素配置能力上，国际顶尖科研机构集聚度不足，高端人才结构矛盾突出，“耐心资本”规模有待壮大且长期投资占比不足全球顶尖集群的三分之一；在创新生态软实力上，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不够，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，成果转化的“死亡之谷”尚未完全打通。这些发展阶段中的差距，为未来精准施策、补齐短板提供了明确靶向，是建设重点突破方向。

　　科技、人才、创新作为国际科技创新竞争的“三驾马车”，是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支撑。未来，要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目标，需聚焦四大关键点精准发力。

　　其一，强化原始创新策源能力，破解“重应用、轻基础”的结构性失衡。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，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聚焦量子科技、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，培育战略科学家群体，鼓励长期主义的科研探索，力争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从“跟跑”到“领跑”的跨越。

　　其二，完善人才集聚与发展机制，实现从“政策引才”到“环境聚才”的转变。既要健全本土战略人才培养体系，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，也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，完善海外高端人才支持保障机制，建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与激励制度，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、各展其长。

　　其三，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，打通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”。要完善跨区域、跨主体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，推广“港澳研发+内地转化”等成功模式，培育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，让基础研究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。

　　其四，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，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。要打破区域行政壁垒，优化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协同机制，避免同质化竞争；同时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，加强与硅谷、波士顿等顶尖集群的合作，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向中国集聚，让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成为全球创新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。

　　站在全球科技创新多极化的时代关口，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，将成为推动全球创新格局优化的重要力量。随着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、人才生态的完善、创新机制的健全，北京(京津冀)、上海(长三角)、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。(完)

　　作者简介：

　　徐飞，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，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、西南交通大学校长、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。